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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近代风云]回忆川军的惨烈抗战:300万人出川,64万伤亡(转载)

发布日期:2017-08-10信息来源: 煮酒论史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曾作过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灿的一段历史……谨以此文纪念“七·七抗战”67周年!

300 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  《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师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以上情景是年愈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讲的龙门阵。日前,国内著名图片收藏家王新禧先生也给我寄来两张图片:一张是被日寇强奸并碎尸的阜平县罗峪村 22 岁的妇救会主任刘耀梅,日寇万般折磨她后砍下头颅,并从她躯干上割下肉带回去包饺子和烤吃;另一张是日寇将木棍插入一位被轮奸致死的中国姑娘阴道内……只要一想到日寇种种暴行,就不难理解当时我们四川同胞为啥会如此同仇敌忾了!

1935年 5 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辞近 2 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 8 月 25 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 9 月 5 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除赠旗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 40 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 8 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 300 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 1405 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

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国难当头,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当时也制订有《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有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 年 11 月 21 日第 3 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如被某些“戏说”误导,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被强“拉”去的壮丁,这实在把严肃的抗战历史庸俗化。300万川军将士,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那些血洒疆场的川军将士九泉下也会不平的!

惨烈牺牲:川军伤亡64万余

日本军队武器精良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世界”。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 10 月 15 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 11 月 28 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两句杜诗……1938年1 月 20 日,刘湘去世,终年仅 48 岁。死前他留有遣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 年 9 月 19 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255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就是英勇顽强地鏖战了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护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四千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六百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也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腾县一役,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四千余人。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我查阅繁多史料,川军中广大川军“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这又居全国之冠!

由此我又联想到什么“哈儿军长”“哈儿司令”之类,出川的忠勇川军被演得如同小丑闹街、洋相百出……把重大而严肃、鲜血浸透的四川抗战历史,肆意戏说丑化,无论用何种理由辩解,都是说不过去的。我熟悉的一位专搞电视剧发行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军长”“司令”的电视剧,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愿买映者少得可怜!这些丑化抗日军人的所谓“方言喜剧”,理所当然地受到不仅是四川、而且是全国绝大多数观众的冷落和斥责!

艰难困苦:后方人民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欲泪,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我从记事起,“跑警报”这三个字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名词!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又空袭成都,横冲直闯。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自杀式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曾与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盟军要配合中国空军作战,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轰炸、驱逐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厂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讲: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

但有些地方官员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从中国第1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到这一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三干六百二十三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四川抗战将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广播以凄哀声音播出向中美苏英等盟国宣告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 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岁月如水,抗战慢慢成了历史。

文革“破四旧”运动中,1966年8月20日,成都各校红卫兵高呼呐喊来到南郊公园挖了刘湘的“老坟”,把刘的遗体从棺材拖出焚尸,幸亏公园工人邓生元是个有心人,打扫场地时将刘湘骨灰扫拢埋藏在墓西侧墙边……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省、市“统战部门和“对台(湾)办”,将所埋骨灰挖出,重立塔碑:“抗日战争时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刘湘之墓”。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建立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元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元……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元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元罗!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元,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革”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又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2000年12月1日,83岁满头白发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55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4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10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让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20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人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是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座历史的象征?!

作为一个整理四川地方史多年的普通市民,我向有关方面郑重建议:将塑像迁至南郊公园,与刘湘墓连为一体,增添四川抗战纪念馆,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的“抗战纪念公园”,这里必将成为吸引无数中外人士和足以让四川人自豪的名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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