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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记忆

他曾战斗在成都,他是中国世界语的开拓者,他把中国革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发布日期:2017-08-10信息来源: 成都党史

风雨铁立Eltunko

——记中国世界语开拓者许寿真烈士

他曾战斗在成都,他是中国世界语的开拓者,他把中国革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许寿真像

一九四九年八月,来自各国的一千五百多名世界语学者,在英国某地举行环球世界语会议。一个黄肤色的代表,庄重地坐在会场的一角,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突然,热烈的会场,静了下来,千百双眼睛,正期待地望着他。人们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唯一代表——叶君健发言。叶君健这次赴会,主要是了解国际世界语运动的动态,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也未携带任何材料。他正犹豫不决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瑞典记者疾步来到他的面前,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如果你需要材料的话,我这里有。”他发现叶君健疑惑的目光,接着自我介绍说:  “我叫亚当孙(E.Adamson),是国际世界语新闻记者协会秘书。我本来是准备根据贵国卓越的世界语学者Eltunko先生报道的材料,代表新闻记者小组在会上介绍贵国世界语情况的。既然现在会议要求你发言,我想,你是中国人,还是你来讲恰当些。”叶君健接过材料,感激地向记者点头致谢,然后很快将这份内容丰富的材料翻阅一遍。他情不自禁地说;“太好了,太好了,Eltunko同志真是好样的!”

叶君健迈步走上讲台,根据Eltunko的材料,用高昂的声音向代表们讲述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摧残和它的顽强斗争,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叶君健目睹代表们如此热烈的反应,不禁热泪盈眶。他非常敬重这位提供材料的Eltunko同志。回国后,叶君健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大家讲述Eltunko这位才气横溢,笔锋犀利的同志。他所提供的那份世界语材料,是那样深刻和流畅,感人至深地播出了中国的最强音。

Eltunko是谁?

从扬子江头到八百里察川

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深夜,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扬子江畔镇江城内一条小巷的寂静。许寿真在这里诞生了。

许寿真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祖父许静山是清朝一位爱国驻外使节。光绪年间,历任美、日等国使馆随员,参赞和驻意大利大臣。他为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希望孙儿也具有这种品格,因而特地给他取了一个含义深邃的名字——柏峰。许寿真的祖母是法国人,当她的孙儿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就教他拉丁语,从小给他以十分重要的影响。许寿真的母亲知书识礼,孜孜不倦地教儿子学习诗歌、散文,成了儿子文学修养的启蒙老师。出生在法国并在法国长大的父亲,崇拜法兰西文化,把许寿真送到法国人办的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的影响和教育,许寿真刚刚入学,像能用流利的拉丁语会话、作文,同时还具有比同龄孩子更多的知识。老师宠爱他,同学钦佩他。

正当许寿真沐浴在幸福的慈爱中时,不幸的事接踵而来:继疼爱他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后,慈爱的母亲也撇下他和两个妹妹离开了人间。沉重的打击使父亲的脾气变得暴戾了,他经常打骂孩子。后来,他担任陇海铁路总工程师,移居西安,并且续了弦。父亲的暴躁,继母的冷漠,使从小倔强自尊的许寿真忍无可忍,决心离开这个冷漠的家庭,走向社会,去开拓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十三、四岁起,他就伺机逃跑,一次次被父亲捉回也不气馁。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天,许寿真拖着瘦弱的身子,跑到驻潼关一带的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去当兵。经过一番盘查,虽然被收留了,但他这个比枪杆子高不了多少的小青年,被分配去于繁重的勤杂活。许寿真每天默默地干完那些既繁重又枯燥的杂活后,尽管疲惫不堪,仍然好学不倦,贪婪地抓紧各种时机刻苦学习。

跨迸世界语的王国

一天夜晚,许寿真的上司路过他住的那间小屋,发觉寒气凝重的屋里还透出昏暗的灯光,便好奇地推门进去,见勤杂兵正在勤奋地学习,桌上摆了许多书,字也写得挺工整,便把他提升为司书。从此,许寿真摆脱了繁重的勤杂活,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有一次,他偶然结识了部队里两个学习世界语的青年,从他们那里知道了有关世界语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从此,他同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他无日或离的“伴侣”。

由于许寿真外语基础好,学习世界语具有优越的条件,加上他勤学苦练,不到一年功夫,他就能用世界语翻译了。他和部队里的世界语爱好者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并设法与上海世界语协会——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团体----取得联系,成为协会会员。一九三四年,学习小组接到协会通知,要他们派一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世界语会议,大家一致推选许寿真去。

许寿真借口探亲,离开潼关,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在这个当时东亚最大的城市里,他好不容易才在偏僻简陋的阁楼上,找到一席栖身之地,每天靠吃点大饼充饥。生活的因窘,许寿真毫不在乎,他仍象往常一样勤奋学习。后来,会议虽因故未能开成,但他利用这次来沪的机会,结交了许多有益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接触到大量的进步书刊,使他的思想领域大大扩展了。人们见他废寝忘食地发奋读书,都亲切地说:“Eltunko(世界语意即潼关)同志,要注意休息。”从此,许寿真就以世界语的“Eltunako”作为自己的笔名。

在困居上海期间,许寿真常常漫步在风光绮丽的外滩。环顾四周,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一边是杂乱肮脏的破屋,贫富悬殊,对照鲜明,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他不禁仰天长叹,责问苍天,何时才能“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呢?尤其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帝国主义者悬挂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混帐木牌,刺伤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秋天,他匆匆回到潼关,没想到他去上海开会的事被部队察觉,并被传讯,为了不牵连其他同志,他愤然辞职,返回西安。

集合在党的旗帜下

到西安后,他没有回父亲家里,而是找到世界语学者杜松寿,通过杜的关系,成为《新秦日报》副刊《新语言》撰稿人。不久,他通过杜松寿结识了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派住西安的地下工作同志张跃东(化名旭云)。他们一见如故,许寿真感到张跃东见识广,思想深邃,许多自己迷惑不解的事情,他都能非常透彻、清楚地加以剖析,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经过张的培养教育,许寿真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逐渐明白,中国的出路在于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振兴中华。这时,他开始把自己学习世界语和这一崇高目的结合起来。他感到,作为中国的一名世界语学者,其神圣职责,应当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世界语这个武器,去为创建新中国而斗争。因此,他是多么渴望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啊!他向张跃东表达了自己的热切愿望。张跃东望着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处于非常艰苦的时刻,能有这样才气横溢的青年,愿意背叛自己的官宦世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到党的战斗集体里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一九三五年初春,古城西安还冰冻未解。一天,许寿真被邀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小屋里亮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照耀着鲜红的党旗。许寿真站在庄严的党旗面前,用坚定沉雄的男低音,朗读着每一句誓词。他紧紧地握住入党介绍人张跃东的手,热泪夺眶而出。此时此刻,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眼前浮现出共产主义的壮丽远景;耳里回荡着激越的国际歌声……一切的一切,都在鞭策着自已,战斗、奋进、献身!

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许寿真调任西安地下党机关,搞刻印工作,同时以世界语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

第一次被捕

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许寿真冒着盛夏的酷热,还在紧张地刻印党的文件。由于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加上生活十分艰苦,他不幸患了肺结核,时常咳嗽不止。为了坚持工作,不叫同志们担心,他总是一边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一边继续工作。党组织曾多次叫他治病,注意休息,有时简直到了下命令的程度,可他一直没能顾得上。今天晚上,他感到特别虚弱疲惫,他想,是不能再拖下去了,赶完任务后,明天一定去治病。可惜就在这天深夜里,由于叛徒的出卖,机关被破坏,许寿真被捕了。

许寿真被捕后,他的父亲用钱打通关节,并以陇海铁路总工程师身份,要求国民党予以释放。国民党当局虽然同意开释,但要以写“悔过书”作为条件,许寿真坚决拒绝了。不久,他被转移到南京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许寿真才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获得自由。

许寿真回到西安,一面向八路军办事处提出恢复组织关系,请求组织审查,一面在西安从事世界语活动。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主编《西安世界语者》(不定期刊物),宣传抗日;组织世界语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三八年夏,同志们看到他在西安已引起敌人注意,再干下去不免有危险,建议他离开西安,他接受了。

战斗在天府之国

一九三九年冬,天气格外寒冷。从武汉驶往重庆的轮船上,国民党宪兵特务正在检查乘客。许寿真穿着一身挺括的西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捧着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个特务跳到他面前,恶狠狠地喝问:“看的啥子书,老子要检查!”话音刚落,啪的一声,许寿真顺手把书甩在那人脸上,厉声说:“你管不着,我高兴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那家伙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拾起书正想发作,一看,是一本看不懂的外国书。读洋书的中国人,一定有些来头;再看那派头打扮,气势都不同寻常,于是他的骨头立刻软了下来,点头哈腰溜开了。许寿真真想痛痛快快地骂这个家伙一顿,出出心中的怒气,但想到临行前同志们一再告诫自己要冷静,要讲策略,才把怒火克制下来。他信步走出舱外,峡江的景色,使他心旷神怡。但在那崎岖陡峭的江岸上,一串一串背挽纤藤,四肢爬地,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满载的大船,步履艰难地慢慢蠕动,又使他多么的惆!他想起了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耳边仿佛回荡起那如泣如诉、如怨如怒的《伏尔加船夫曲》。受苦受难的中国劳苦大众啊,什么时候才能争取到自己的自由幸福呢?

重庆是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陪都”,一片白色恐怖。船抵码头后,许寿真拎着简单的行李,穿过乱哄哄的人流,径直来到赖家桥世界语函授学社。函授学社实际上是全国世界语协会。由于当时国民党不准成立不受它控制的民众团体,所以只好以函授学社的名义进行登记。当许寿真刚到学社时,突听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高喊:“Eltunko,潼关来客!”回头一看,原来是在上海结识的叶籁士。他乡遇故交,格外使人高兴,他俩又是捶打,又是拥抱。从此,许寿真就和叶籁士一起在函授学社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报纸又作了种种歪曲报道。许寿真立即用世界语对国外揭露事件的真象,同时还到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去,给排字工人讲解抗日的形势,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面目。

许寿真在函授学社期间,和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结成亲密的朋友。绿川英子原名长合川英子,世界语名VerdaMajo,在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工作。她对中国世界语者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特别是从许寿真身上,她看到了最感人的例子。她说,看到象许寿真这样艰苦奋斗的青年,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时,在函授学社工作的同志,没有工资收入,只支取为数甚微的生活费,在农家搭伙吃饭,饭菜简单,营养不良。绿川对他们很关切,常常留他们吃顿较好的饭。

一九四一年秋,党组织决定他转移到成都,经友人的关系到中华女中任教。因他学识渊博,精通几国语言,对文学、音乐及社会科学都有较高造诣,加上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自然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许寿真平易近人,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约集一些进步学生,教他们学世界语,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使他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正社会。一天,他给学生们出了一道作文题《一九五一年的新中国》。这是多么有胆识而又富于革命预见的新题啊!它启迪学生们插上理想的翅膀,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展翅翱翔。

当一篇篇讴歌新中国的赞美诗,从天真无邪的中学生心灵深处唱出来时,许寿真高兴极了。他挑选几篇最出色的文章,张贴在校园内,立刻成了轰动全校师生的新闻,但也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恰在这时,高一班为抗议反动的不学无术的数学教员的卑劣行径,在测验时全班都交了白卷,并举行罢课。校方宣布开除为首闹学潮的学生,许寿真立即团结进步师生,醖酿在全校范围内实行罢课,保护进步学生。校方怕事情闹大,表面上让了步,背地却怀恨在心,偷偷地把许寿真的情况报告了警察局。

许寿真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关心他的同志和师生们,都为他的安全耽心。一天,一位身穿黄呢军大衣,左臂佩带“特”字袖套的军官,带领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撞进中华女中,二话不说,就把许寿真抓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不但师生感到惊惶,连校方也莫名其妙。同学们则含泪惜别。然而,许寿真并没有被抓进国民党的牢房,那只是同志们为了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施行的一条巧计。

朋友们介绍许寿真到邛崃天主教会办的尚智中学教书。他告诉进步师生:“我信奉的上帝是马克思和柴门霍夫(世界语创始人)。”他白天上课,晚上抓紧时间将俄文本马克思传译成中文,还精心雕刻马克思座像。由于劳累过度,他的肺病复发了。在非常窘困的情况下,他倚在病榻上潜心写作,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在战争中》的文章,揭露了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及其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歌颂了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抗战的革命斗争精神;他把这篇文章连夜译成世界语,向国外寄发。

把中国革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八年奋战赢得了最后胜利。许寿真无比兴奋地和广大群众一起上街游行,欢庆这一历史性胜利。但是,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最高当局违背人民的意愿,又发动全面内战,人民仍然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许寿真用世界语写出了自己的忿懑,他说:“在全世界提心吊胆地探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够避免的时候,一场由国民党掀起的内战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激烈地进行着。”

许寿真和一些热心世界语的朋友创办了刊物《中国音乐》,他用世界语翻译的《义勇军进行曲》、《兄妹开荒》、《你这个坏东西》、《朱大嫂送鸡蛋》、《在绿星旗下》、《世界语五十年纪念歌》等进步歌曲陆续发表了。这些歌曲传到国外去,唤起了各国人民的共鸣。在芬兰的音乐厅里,响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远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居民,也知道了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彻底解放,还在继续战斗。

为了争取国际友人的广泛同情,许寿真参加了国际世界语新闻记者协会和国际世界语协会,并同国际世界语者保持通信联系,以加强对外宣传。他常常只是靠几颗花生米、几块土豆充饥,但仍坚持在微弱的灯光下刻印世界语宣传品,向国外寄发。他在保加利亚的《Intern Arcia Kulturo》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中国世界语者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和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热烈愿望。许寿真在国际上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世界语学者,他那充满激情的、流畅犀利的笔锋,受到国内外读者一致的推崇和喜爱。

重回党的怀抱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虽在各个战场上遭到节节败退,但仍在作垂死挣扎,强化了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成都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许寿真面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深感失去党的具体领导,就象一叶没舵的孤舟,飘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无所依靠,他是多么渴望找到成都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来到一个同志的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几天后,他得到通知,党组织要派人来见他。

第二天,许寿真在华西后坝一间布置雅致的屋子里,见到了一位身材魁伟,戴着博士帽,身穿长衫,三十开外的同志。许寿真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并当即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或者重新入党。党组织同意考虑他的要求,给他布置了目前的任务以及联系的地点和暗号。这时,许寿真象长年漂泊的游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他再也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流出了喜悦的热泪。

一九四七年成都“六二”大逮捕后,许寿真接到地下党的通知,川康特委要在他的住所——华西大学教职员宿舍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开会那天,许寿真破例没去川大教世界语课,专心负责搞好保卫工作。

平时,他常常巧妙地避开国民党的邮检,设法弄到《新华日报》、新华社电讯稿及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他从这些报刊中,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胜利消息。他把这些胜利消息告诉一些进步青年和世界语者,使他这小小阁楼成了传播革命火种的地方。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他还和他们一起,办一种随时改变报名的地下小报,除刊登战事消息外,还转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一九四七年冬,小报第四期出版时,中共川康特委予以表扬,并拨给七十万元法币和一部油印机。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小报办到第九期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立即停刊。

再次被捕

许寿真处境危险,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他从华西后坝住地迁出,通过在国民党省政府任会计的进步青年、世界语爱好者杨辅宸(十二桥烈士)的关系,化名晏仲文潜居在鼓楼南街158号楼上。又得到杨辅宸的帮助,在青年会举办世界语学习班,白天教课,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用世界语写宣传品。由于许寿真克制不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懑,常常在讲台上抨击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注意,他们派人打进学习班,监视许寿真的一言一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国际世界语新闻记者协会邀请许寿真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世界语代表大会。就在他即将启程的时候,不幸陷入了敌人的魔爪。

十二月八日,许寿真到暑袜街邮局去发信,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发现了。特务跟踪许寿真来到了鼓楼南街他的住处。

许寿真回到住地后,正在准备他的欧洲之行,一阵急促的扣门声响了,原来是一位川大学生来请教世界语。虽然此时许寿真非常忙,许多事情还要去办,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刚刚坐下,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出现在他们面前,穷凶极恶地问:“谁是许寿真?”许寿真非常镇静地回答:“本人就是。”特务们不由分说地把手铐铐上他的双手,里里外外,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他的房间,然后将他押上囚车,开进了国民党省特委会。

在阴森可怖的审讯室里,军法官歇斯底里地叫嚣:“谁是你的领导人?用洋文印的共党宣传是怎么发出去的?”

泰然自若的许寿真鄙夷地看了军法官一眼,用带铐的手,扶了扶偏斜的眼镜,根本不理睬他。特务们暴跳如雷,轮番使用了木棍、铁杠、老虎凳等惨酷刑罚。长期被肺病折磨、早年又曾被国民党特务打断过一条腿,身体十分虚弱、时时犯疼的许寿真,在特务们的酷刑下,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坚贞不屈。他平静地说:  “我没有领导人,我是搞世界语的。我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内战,弄得中国快亡国了……”

审讯室变成许寿真声讨国民党的讲台!审讯与被审讯交换了位置。残暴的敌人永远也不会懂得,对于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无论使用什么凶残的刑具,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王陵基的住宅里,宪兵团长正眉飞色舞地在向上司请赏:“许匪系共党重要分子。经常变换地址、姓名,一直没有抓到。这次,被我长期埋伏在鼓楼南街、暑袜街一带的便衣侦察到了。我们不但抓到许匪本人,而且还搜查到他用密码写的共党人员的花名册。”王陵基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命令破译密码,准备一网打尽。谁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出“密码”来一看,却大失所望。原来,不过是世界语文件及国际世界语者的名单和流派。敌人恼羞成怒,又把许寿真毒打一顿,然后把他拖进省特委会看守所第四牢房。

在这阴暗潮湿,到处是臭虫、跳蚤的黑牢里,遍体鳞伤的许寿真苏醒过来。他掀开一幅幅记忆的帷幕,从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中,去寻求战胜魔鬼的力量。慈祥的祖母,曾给他讲过许多祖父的故事。刚正不阿的祖父痛恨鸦片毒害人民,在地方上严加禁止,因而触犯了官府的利益,诬奏到朝廷,被贬广东。可是,他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主张,而是继续大声疾呼,一直到死。祖父的榜样,给了他重要影响。他从小立志要象祖父那样,做一个正直的、敢于为民请命的人。但是,真正使他懂得人生意义,确立了更高生活目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永远也忘不了,在庄严的党旗下对党宣誓的话:“要经得起任何严酷的考验,把一切献给党,必要时,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看来,现在是实践自己誓言的时候了。

他估计敌人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留给他的时间也不会很多,因此,他除了作好牺牲的思想准备外,还要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对万恶的魔鬼作最后的抗争。

最后的战斗

许寿真在黑牢里没有蹲多久,牢房里就出现一张用铅笔在草纸上书写的小报——“解放之声”。这张在难友们手中传阅的小报,虽没有丰富的内容和工整的形式,但在令人窒息的黑牢里,却具有特殊的魅力。它象一声迅雷,打破了阴森可怖的死寂;象一阵劲风,吹燃了地狱的希望之火。

敌人视这张小报为洪水猛兽,疯狂地搜查它的制作者。在确认是许寿真的手迹时,监狱管理员气得暴跳如雷。他联想起上次打一个犯人时,也是这个许寿真跳出来和他唱对台戏。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派看守员去把许寿真喊到办公室来问话。过了一会儿,小特务跑转来报告说,许寿真不肯出来,站在牢房里乱骂,连总裁他也敢骂。

“这还了得!”管理员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窜到许寿真的第四号牢房,拼命嚎叫:“许寿真,老子用脚镣手铐把你铐起!”

许寿真冷笑两声,满不在乎地说:“今天,你铐我,明天就该我铐你了!”

气势汹汹的特务,亲自动手把许寿真铐上,又把他强拉到寒风刺骨的坝子里,妄图让风雪扑灭这团革命的烈火。

可是许寿真决不屈服!他乘机在院子里用世界语高唱国际歌,顿时一唱百和,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雄壮歌声,震荡在整个黑牢。

当解放战争的一个个胜利喜讯,伴随着龙泉山上的隆隆炮声传到牢房时,难友们沸腾了。他们满怀革命激情,盼望着解放。他们互相勉励,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身体,准备着不久的将来,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壮丽事业。遍体是伤,身患重病的许寿真,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也用极大的毅力,在难友们的搀扶帮助下参加锻炼。虽然,他对敌人从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要争取每一线微弱的生存希望,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敌人,也知道拨快他们反革命的时钟。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加紧筹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深夜,特务们突然把所有的牢门依次打开,按名捆人,诡称要移转到安全地方去。难友们都明白:特务们要下毒手了。    

许寿真非常镇静。他把平时最喜爱的书——鲁迅的《傍徨》,放进自己的衣袋。当特务们来到四号牢房,穷凶极恶地要蒙他的眼,塞他的嘴时,他坚决不从,奋力和敌人搏斗。就在这时,几声凄厉的枪响,许寿真当场壮烈牺牲。特务们杀害许寿真后,将他的遗体拖上刑车,和其他三十余位革命志士一起,载往外西十二桥。    

就在许寿真烈士牺牲几个月前,在英国的环球世界语会议上,瑞典记者亚当孙先生,曾向中国代表叶君健热切地表示:如果有机会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大典,他第一个想见到的,就是Eltunko。叶君健握着亚当孙先生的手,热情地告诉他:  “Eltunko一定会到车站去迎接您;他还会乐意做您的翻译和向导哩!”可惜,亚当孙先生的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

烈士生前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的热切愿望,现在已实现了,这是可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的!许寿真同志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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