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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关山远:假如当年没有长征,共产党会如何?

发布日期:2016-11-03信息来源: 瞭望智库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

读历史的妙处之一,是能够在结果的时候去回溯开始,揣摩这因果始末,然后恍然大悟。比如,这些天,电视里都在说长征,看得多了,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

1

国民党中汪精卫这样投敌者,多如过河之鲫

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


 

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在《粉墨春秋》第一章《误中副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刺杀行动: “王鲁翘直上三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翘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翘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翘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这次刺杀发生在1939年3月21日午夜,地点在越南河内,刺杀目标是当时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背景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汪精卫接受了日本的政治诱降,在1939年12月19日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12月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寇“近卫声明”,走上叛国不归路。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除掉,于是就有了这次刺杀行动。

但刺杀并未成功,死的是汪精卫的心腹秘书曾仲鸣。高阳在《粉墨春秋》中写道:“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惺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翘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其替汪而死?”

 

侥幸逃过一死,更坚定了汪精卫投敌之决心,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河内抵达上海,翌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投降,对于当时抗战士气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得知汪精卫逃到河内时,蒋介石就在当天日记中用“痛苦之至”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接下来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多处思考汪投敌后的影响:“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眼见汪不可能回头,终于,刺杀令下发: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不能否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抵抗,一寸山河一寸血,但国民党中像汪精卫这样投敌者,也多如过河之鲫,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 相比之下,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这一点无疑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学者金一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2

“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

这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


1937年8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肃立于陕西云阳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将红五星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军军装。从此,他们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旋即开赴抗战前线。

史载,当时许多红军指战员想不通,有的愤懑难言,有的伤心流泪——是的,这是一群刚刚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九死一生的长征幸存者,战友死伤无数,血海深仇仍在,如今却要换下令他们骄傲的红军帽徽,换上曾经的敌人军装,怎么不会悲愤莫名?

 但这毕竟是一支经过长征考验的队伍,他们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很快在抗日战场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可以说,长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多种准备:领导核心、路线方针、干部队伍,还有士气——坚韧不拔、血战到底的士气。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亮剑》男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在抗战期间先后任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旅长,就是一名经历过长征的优秀指战员。李云龙在剧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军人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王近山其人之勇猛,并不比剧中的李云龙逊色,打起仗来,素有“王疯子”之称。

《亮剑》中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一役,即是真实战例:1943年10月,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命率1个团赶赴延安担负保卫任务,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顺手打了个“大家伙”: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史载:战斗打响前,王近山扮作一位挑着柴火的农民,站在公路上,望着开来的日军军车微笑,笑容背后,是腾腾杀气与超级自信。

 

有一句话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是的,长征牺牲惨重,长征前,各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经过各种磨难曲折,损失九成,但这幸存下来的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党和红军的骨干。

正如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前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是经过锤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还是这样跟奔赴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火种。”

当时延安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发枪、不发炮,就发干部和电报”——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以人名命名的部队番号,一个个干部被派到敌后,就变成一个个火种,迅速填补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的空白,发动群众建立起武装,创造了敌后游击战场。

 假如没有长征的磨砺,中国共产党又会是什么模样? 历史不容假设,这些数字,能够说明长征对中国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师、军以上干部90%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90%参加过长征;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10人参加过长征;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15人参加过长征;10位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9位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57名上将中的48名、177名中将中的157名参加过长征…… 

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跨越千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一个政党的气质。

 长征是熔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前一次关键的淬火成钢。在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后的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这位76岁的老人,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跋涉一万多公里,并出版了一部比斯诺《西行漫记》更能全景式反映红军长征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道: “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3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党,守住初心不容易

长征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坚持不下来


  曾有人这么问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长征》在写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四个字:“永不言败。”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缺这么一股精气神。且不论1931年不抵抗丢了东北的奇耻大辱,就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敌手,还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国难,国民政府一方面咬牙抵抗,而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中止与日寇的和谈企图,因此出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一直到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宣战之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10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有4年。 

迟迟不敢宣战,就是没有放弃和谈的幻想。而像汪精卫之流,更是公开宣扬失败主义。有一次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高阳在《粉墨春秋》中,不无感慨地写了汪精卫这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居然落了一个认贼作父的可耻下场。1910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何等气概,狱中慷慨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英勇少年,抗清义士,却在中年时堕落成民族败类,落了一个身败名裂。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要守住“初心”,并不容易。北京大学教授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

 其实,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国民党的历史中,缺一场长征。 

长征的历史证明,残酷的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最好的考验。长征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支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一种绝不轻言放弃、敢于追求胜利的精神气质。这些,恰恰是国民党最缺的。

1948年,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过一番沉痛的话:“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还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中国共产党一直严把入党关,只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经过长征的人可以直接入党”,因为,长征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根本坚持不下来。相比之下,国民党入党,只能用“任性”和“混乱”来形容了。

譬如,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拼命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为国民党党员,其后几天内,第5战区10万官兵都集体成了国民党员,因此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拥有400多万“军队党员”,人人皆是党员,跟人人皆非党员,又有多大区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抗战期间曾经慨叹:“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

 

这简直就是一个段子了:1946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宣布:“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这个决议下发后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复查时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

4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

长征是战略转移,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


 

其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缺乏叛变投降者。从这个角度而言,长征是一道分水岭。 

金一南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例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残酷的环境,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有的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而有的人,则做了另外的选择,被历史所淘汰。

金一南做了这么一个统计:“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长征,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也是艰难求生,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尤其是遵义会议,彰显了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可谓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用斯诺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是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的。成功固然令人迷醉,但起初苦苦拼搏的磨难,却更让经历者终生铭记并感谢,自豪,自信,并愈发自强。 这种在艰难中磨砺而出的精神力量,永远令人动容。当年,在大渡河畔,担任前锋的红4团上演了真实的“生死时速”,一昼夜徒步行军240里,他们的口号是“要桥不要命”,最终夺下了泸定桥,拯救了自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只能靠自己! 

相比之下,更早些时间的太平天国翼王,居然因为儿子出生,在安顺场这处“死地”,全军暂停渡河,庆祝三日,结果陷入重围;绝境之中,他又心存幻想,企图以自己的投降,来换取四万将士的性命。最终只能是以全军覆没的悲剧收场。

 说起石达开,常常想起一位红军烈士,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惨烈的湘江战役后,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他在担架上硬生生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宁死,也不投降。 

石达开若有陈树湘这份精神,又怎么会英雄一世,却屈辱而死呢?

5

功勋群体“长征干部”有“免死铁券”吗?

战胜苦难让自己变强大,并明白特权并非苦难的犒赏


关山远:假如当年没有长征,共产党会如何?

人们总爱讨论:“为什么红军没有变成石达开第二?”除了战术层面的探讨外,其实从另外一个细节也可以找到答案:太平天国军队中,有一个特殊阶层,叫“老兄弟”,均为广西金田起义时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元老,随着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并定都南京后,“老兄弟”渐渐成为享受特权的贵族阶层,贪图享受,飞扬跋扈,却无人敢管,俨然拥有免死资格。

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也拥有了一个功勋群体“长征干部”,他们受人尊敬,但他们有“免死铁券”吗?1937年10月12日,红军师团级干部因为情感纠纷枪杀女学生被判处死刑,此事影响巨大,因为黄克功是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干部”。

 战胜苦难,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并明白特权并非所受苦难的犒赏——这样,才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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