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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周年回眸:盘点宁波金融史上的巨星

发布日期:2016-03-29信息来源: 金域良言

3月19日,宁波钱业会馆迎来了第90个华诞。

宁波钱业会馆前身始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后毁于战火。1926年(民国十五年),在宁波战船街新建了现在的宁波钱业会馆。它是昔日宁波钱庄业聚会、议事、交易的场所,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钱庄业历史古建筑,其见证了中国“北有票号,南有钱庄”的兴衰历史,拥有及其丰富的钱庄业历史文化内涵。

在16世纪至20世纪初,钱庄业在宁波这块土地上崛起,并轰轰烈烈地繁衍,其影响深远。它使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部的金融中心,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小编为此对以钱庄业发展为代表的宁波近代金融史上的巨星做个盘点,期望当代金融人能从中获得灵感和启示。

中国金融的“宁波时代”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句让人耳熟能详的民谚,概括的是宁波钱业发展的辉煌。当时,宁波的钱庄聚集,数量超过米店,其繁荣程度可想而知。

宁波钱庄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中叶,特别是“五口通商”宁波对外开埠以来,更得到了长足发展,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形成了大小同行62家,现兑庄90家,在宁波江厦形成了一条著名的钱庄街,其钱庄业的繁荣不亚于后来之上海滩。

宁波钱庄组织严密,同业组织声望卓著,最早钱庄同业的庄规,出现在清同治年间的1864年。宁波钱业会馆承袭了这段传统历史,从落成之日起就成为钱业公会的办公场所。“促金融之融通、谋同业之发展,促市面之安全”,为钱庄的繁荣起到过重要作用。

钱业会馆作为钱庄业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同业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订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钱业会馆由此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正是其使用人群的社会特性,而使钱业会馆具有很多实用人文主义的色彩。

宁波钱庄在金融业务与经营发展上具有首创精神,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经营理念“信用码头”。钱业会馆内三块石碑上的记述,强调了钱庄经营的“大信不约”以及守约合作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与时局的发展,钱庄在很多方面做出了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相适应的改革和创新。在19世纪中叶清道光年间,宁波钱庄首创“过账制”,并很快通过上海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钱业中的普遍遵从和有效实施的管理制度和规则。所谓“过账”,是指宁波的各行各业及个人之间的银钱收付,均通过钱庄之间的过账方式进行,不需要现金。该制度把结算制度和票据交换制度结合起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同时,宁波钱庄把庄票的功能、流通范围作了创新和扩展。通过在各主要商业中心,诸如九江、汉口、南京、天津、沙市、宜昌等地开设联号(联系行),使庄票覆盖了沿江主要商埠,商人可不必携带现金,如在本地一样使用庄票结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贴现市场,并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工具被应用于对外结算。

不仅于此,钱庄在民国期间开创的“规元交易”,以及相关的期货做空机制,实现了国内金融业务上的创新。

土生土长家族集团成为宁波钱庄业的主力军之后,他们并没有把目光囿于宁波本地,而是胸怀天下,走向全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开设钱庄或分设联号,逐步形成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钱庄经济网络,而这个网络的龙头就在宁波,为宁波人所掌握。宁波钱庄在上世纪初进入上海后,在奠定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9家钱业资本家族集团中,宁波人就占了5家。

金融先贤群星闪耀

借助钱庄的发展,宁波籍人士在近代中国钱庄、票号、典当行向现代金融机构转型中,创造出不少行业第一。

1914年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在沪洋行资金大量外流,上海金融业经过多年的恢复,随着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重新崛起:资金投入成倍增长,银行与钱庄联袂兴起,近代化的经营管理制度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金融行业,至1934年这二十年间被称为金融业的“鼎盛时期”。其时宁波帮金融家涌现出一大批新人并在国内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如秦润卿、宋汉章、刘鸿生、朱葆三、孙衡甫、虞洽卿等持续掌控金融界。

秦润卿(1877—1966年) 名祖泽,字润卿,晚年又号抹云老人,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城(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1891年到上海协源钱庄当学徒,1917年提升为经理。后改组为福源钱庄,又兼福康和顺康钱庄督理,在他主持下,三家钱庄业务不断发展,名列同业前茅。1917年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1920年任会长,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华人纳税会董事、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职。1929年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秦与董事会制定持重的营业方针,包括不做投机生意、高级职员不准向本行透支、设立充足的准备金等等。垦业银行发生挤兑,秦通过钱庄与烟纸店调拨资金,很快给予平息。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政策,导致许多银行倒闭,垦业银行则能安然无事,这是该行平日一贯采取持重和踏实方针的结果。自国民党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后,钱庄经营日趋困难,1935年冬秦辞去钱业公会长职务。日军占领上海后,秦辞去各种社会职务,坚持不任伪职。1947年任全国钱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及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1966年7月5日病逝。

宋汉章,早年就读于上海正中书院,毕业后进上海电报局工作。光绪年间,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曾参与通电拥护康梁维新,为清廷所追索,一度逃亡,后改名汉章返沪。1908年,中国银行创立时,任上海中国银行首任经理。1930年,创办中国保险公司,兼任董事长。1935年,任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后改任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银行工会首届会长、上海公共租界首席华人委员、中国银行董事。1946年任四联总处理事。宋还任至中银行董事长。(1933年创办)、中一信托公司董事、农林部渔业银团常务理事,他虽身在政治中心,但在商言商,厌谈政治,确保了上海中国银行的独特地位,使其基础日益巩固。 1948年4 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赴港。全国解放后,仍被推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1949年12月辞职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

刘鸿生,中国近代实业家。名克定,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农历三月初五生于上海,1956年10月1日卒于同地。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刘鸿生将其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业。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抗日战争时期,刘鸿生在香港、重庆和兰州投资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一度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鸿生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朱葆三(1848—1926) 近代银行保险业资本家。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 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定海。十四岁到沪在五金店当学徒﹐十七岁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1878年他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上海《新闻报》等企业﹐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晚年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故于上海。

孙衡甫(1875—1945年),又名遵法。浙江慈溪慈城半浦人,中国著名银行家。1906年进宁波鸦片烟行做学徒,1907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泰来面粉厂,成为大股东。1908年,投资四明银行。1909年,到上海大升钱庄中做信房。1910年,在浙江银行上海分行任营业主任,后升任经理。1911年接盘四明银行,任总经理。并在信裕、恒隆、恒来、益昌等钱庄拥有股份。1931年,孙衡甫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1933年,创办四明保险公司,兼任董事长。1935年,孙衡甫被迫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 

(图)孙衡甫曾出任四明储蓄会会长、全国公债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银行发起人、董事长。并先后兼任上海明华商业银行总经理、垦业银行董事长,通商银行常董、国民商业、浙江商业储蓄、苏州信孚商业储蓄、杭州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上海各银行联合会准备会委员等职。1945年1月24日于上海病逝,享年70岁。

虞洽卿,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抗战时期坚持抗日爱国,日军占领租界后赴渝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待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他们的成功密码何在?

大隐隐于市,宁波钱业会馆伫立在繁华的三江口岸,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历史,见证着世间的沧桑巨变。

漫步在钱业会馆的回廊,凝视着一块块钱庄的金字招牌,数十年前甬上金融巨子们为钱业而忙碌的身影似乎历历在目。墙外,三江口的货船汽笛声声不时传来,仿佛在提醒我们,勿忘中国近代金融业中声名远播的“宁波时代”:在16世纪至20世纪初,钱庄业在宁波这块土地上崛起,并轰轰烈烈地繁衍,其影响深远。它使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部的金融中心,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为何宁波钱庄业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如何破解先贤们的成功密码?从宁波钱业会馆留存的诸多历史印记中,或许能窥见一斑:宁波钱庄业坚持创新,努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蕴含了开放的思维、合作的精神,以及不偏离实体经济原点的经营之道。

事实上,敢于创新是宁波钱庄业得以长期繁荣发展的动力。宁波钱庄业经营者,在当时就是勇于创新的创业者。从钱庄的组织、过账制度、资金管理到具体的运作规定,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使钱庄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更加方便和吸引客户,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宁波钱业会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入海口、海上丝绸之路出海口的重要节点,保护、弘扬、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具有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

90周年回眸:盘点宁波金融史上的巨星

如今,钱业会馆已辟为宁波钱币博物馆,由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主管。博物馆自2012年底重新设计布展以来,历时半年,以古老建筑与钱业文化融汇合一的面貌呈现,于2013年5月22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包括“宁波钱庄实景展示”、中化历代货币展“、”红色货币展“等几大部分,形成了多元化的钱币知识普及方式。

“钱业会馆是宁波人开放精神的诉说,也是宁波金融人市场意识和协作精神的文化符号。”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宋汉光介绍说,从宁波钱业会馆中走出去的宁波商帮,如甬江入海,随着洋流分赴五大洲四大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承载了富国兴邦的梦想。同时,钱业会馆90年前的宁波钱业同仁,以诚信为基石,以协作为柱梁,适应市场形势因时而变,构筑起宁波近代金融业发展的辉煌。

“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在加快推进,宁波也正在推进‘港口经济圈’建设。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可以从钱业会馆的历史中获取文化支撑力。”宋汉光认为。

历史、现实与未来相通,只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充分汲取历史智慧,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事业发展才能少走弯路、不走错路。 当前,宁波正在致力于创建金融生态综合示范区、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以及移动金融试点、外汇政策先行先试等多项改革。如何从宁波钱庄的金融历史文化中发掘精神资源,做好当前的金融工作?

启示一:支农支小。明朝“盐引”史证明,中国不乏高端金融,而宁波钱庄恰恰支持了本土化的小微实体。宁波钱庄的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庆历七年王安石身为鄞县县令推行的“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新政,实现了“轻息借贷”给农民的小微金融服务。

启示二:坚持创新。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庄票”,本质上是一项金融服务便利化的创新,是一项把结算、融资融为一体的工具创新。旨在为实体经济提供便利化的创新实践永无止境,特别是如何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创新的路子非常广阔。

启示三:促进开放。宁波钱庄把本土资本与外国资本相互融入,以此推进金融业的转型,至今仍不失为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在跨境融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创新上,要积极作为,大胆探索。

 

小金快评: 90年时光只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但数百年的宁波钱庄文化却一脉相承,感召着一代代宁波金融人,为追求事业的发展、造福一方百姓而努力拼搏。光阴易逝,时不我待,当代宁波金融业同样需要继承宁波钱庄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坚持创新转型,大步向前,争做中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再创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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